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
首页
>廉政教育>廉政史鉴

汪绂:一意精进 终至大成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日期:2019-08-07

清婺源人汪绂(1692年—1759年),《清史稿》称其“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尤以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学为依归,著作等身,被后世学人广泛认可,尊之为大儒、通儒和醇儒。

成就如此之高,令人如仰泰山北斗。然其起点之低,路径之艰,却令人唏嘘感叹,敬服不已。

史载,汪绂一生没有正式上过一天学,“少禀母教,八岁,四子书、五经悉成诵。自力于学,未尝从师。”由于家贫,无缘学堂,粗通文字的母亲担任了他的启蒙老师,他非常认真,极其勤奋,才八岁就已经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了。

年纪稍长,汪绂用功更笃。他一边砍柴,一边吟诗;一边采药,一边诵文。比他还要高的柴捆似乎要将他压到地里去,可他仿佛在做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一路回家,吟诵一路,惹得路上行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目光,有的甚至讥讽和嘲笑他,而他则是充耳不闻,依然故我。

母亲撒手西去后,他的每个日子都注满了悲凉,茕茕孑立的他睹物思人,天天在痛断肝肠的煎熬中度过。最后,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景德镇,为人佣工画碗。汪绂虽未专门学过绘画,但他是读书人,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对艺术的认识、理解、体会、把握要远超一般工匠,再加上他的专心和敬业,很快就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其所画山水、人物、花鸟等,皆精细微妙,栩栩如生,显示出过人的艺术天赋,大家对其赞不绝口。窑主非常欣赏他,给他的工钱也高,这自然引起同行的钦佩与羡慕,遂邀他吃饭,可是他对吃喝应酬没有兴趣,更不擅长,便以母亲新丧不能喝酒吃肉为由婉拒,只是拼命干活,拼命读书,在他的世界里再没有第三件事。不久,他就成了这里的另类,他的日子也日渐难过。再加上做画工也不是他平生之志,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离开。

此后,汪绂漂泊在各地,今天乐平,明天上饶,后天永丰。食则乞讨,宿则荒庙。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得了黄肿病,粗如水桶的两条腿恶臭难闻,路人避之唯恐不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捱到明日,“抱病于接竹,绝粮于万年,奔走于上饶,几顿于永丰,当此之时,自以为无复生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这样的绝境中,他每天依然高声吟诵古人的名篇,求索经、史、子、集之义理孜孜不倦如痴如醉,他的守一,他的精诚,他的定力,终于感动上苍,云开雨霁,化险为夷。

艰难困苦,惨不忍睹,倘若觉得苦不堪言,则必会成为一枚被黑暗吞没的苦果。而汪绂则是另外一种,他不以为苦,没有一点自怨自艾,而是“或数日无米,处之怡然”。其妻江氏这样说他:“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也。”他把书室取名为“松竹草堂”,以松之顶天立地、刚直不屈和竹之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自励。心无旁骛,一意在灵魂的世界里修炼,哪怕在最为困厄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努力。

他用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法,穷追其源,穷究其理,皓首穷经。

汪绂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毫厘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诚”。他认为不论学习什么,都不能不抓住它的本质与核心。而这个关键的东西只有在“博”的基础上返“约”才能准确把握,“须从学得多后,乃能拣择出紧要处”。比如周礼,如果单看其字面,也许只能记住它的条文,但若想见其精神,尽览其宏大的气象和法度,必须体会周公之心,才能于字里行间看到其中的大仁与大智。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而成,也是儒家典籍“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之一。它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字都暗含褒贬之意,因而,它真正想表达的原意往往是含在其中的。倘若就事说事,就史论史,那就只能得到表面的东西,而与其内在精神失之交臂。汪绂对此深以为然,他这样感叹道,读《春秋》倘若只读其文,而没有领会其中的理,也不知其背后的深意,那即使读一辈子,甚至能倒背如流,也仍然没有找到登堂入室的门径,即“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

汪绂说,凡是求知,一定要探求其中之理,也就是说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舍末求本,溯委知源,这样做学问没有不成功的,这也是他做学问的真经。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汪绂“二十以后,著书十余万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后尽烧之”。此后,一笔绝不轻落,字字俱是心血,凝神求索,力追前哲。事实证明,他不仅不愚,而且是最为聪明的读书人,真正懂得学问之道了,他之所以敢于扬弃自己的过去,就是因为在他的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令他自信和振奋的崭新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言:“学不可不知要”。

这个“要”,他认为就是经学,它才是学问之大端,抓住了它就等于找到了宝藏,他决意心无旁骛、专一不杂,一意地求其本,溯其源了,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

他的广汲博取,积苦力学,咬定青山,生死与之,终于收获丰硕的人生果实。据不完全统计(因为遗失在坊间的不少),汪绂一生著有《易经诠义》《尚书诠义》《诗经诠义》《春秋集传》《礼记章句》等36种200余卷,成为双池学派的创始人。特别是其倾注巨大心血的扛鼎之作《理学逢源》,积二十余年之功才得以完成。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翰林大学士朱筠来到徽州做主考官,他来此身负两个重要使命:一是为国家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文化俊彦,以储明日栋梁;二是广泛征集辖区内私人著述和藏书,多多益善,以编撰《四库全书》。

朱筠是个非常重视人才的官员,毕生致力于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史称“士之贫而稍有才学者,以文为贽,来见先生,先生辄以奇才异能许之,为介绍于先达,称誉不绝口”,“先生提倡风雅,振拔单寒,虽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为人称道不绝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厦千间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

汪绂的弟子余元遴闻讯甚喜,跋山涉水背着汪绂的著述来到徽州府衙献书。朱筠看后,不禁连连赞叹,汪先生是真正的读书人,其真知灼见和巨大成就跟本朝最为著名的几个儒学大师比毫不逊色,遂力荐他的《理学逢源》《医林纂要》等书入选《四库全书》,并热情洋溢地为汪绂撰写墓表,以表彰其学行。

由是,汪绂之学得以广播天下,传于后世。礼部侍郎督学嵩寿亦由衷地赞叹曰:“是当焚香煮茗读之。”名儒江永曾这样评价汪绂:“志高识远,脱然缰锁之外,殚心不朽之业藏名山。”曾国藩更是叹服之至,把他作为家族子弟的楷模,赞其为清朝二百多年间出现的“有数之一二大儒,朱子后一人无疑”。《清史稿》《徽州府志》《安徽通志》等史志都收录了他的嘉言懿行。作为卓有成就的“先儒”,汪绂先后配享婺源紫阳书院内的朱子庙和乡贤祠。

汪绂终生蛰居山乡,以教书安身,以格物立命,遁迹斗室,潜心学问,这个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者,终于化茧成蝶,功成大器。(马军)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中共肥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主办 2001-2019 鲁ICP备05003365号
来信请寄:肥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邮编:271600
Produced By 大汉网络 大汉版通发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