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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不为远 相知更珍重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日期:2019-05-17

从阿育王到鉴真

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出现了一位阿育王。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经过祖孙三代人的经营,到阿育王时,他统一了南亚次大陆。阿育王的武功足可使其留名青史,而真正让后人记住阿育王的则是他的文治。

阿育王在任内大力扶持佛教,在早期佛教发展史上,阿育王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在阿育王时代以前,佛教主要流行于恒河流域,是区域性的宗教;但在阿育王时代以后,由于阿育王的支持和弘扬,佛教遍及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开始变成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宗教。”

传说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中,有一位阿罗汉耶舍尊者,他“于五指端放八万四千道光明”,“阿育王令诸夜叉各随光明往四天下,遇八吉祥六殊胜地乃安一塔”。阿育王所安之塔也出现在了中国,且不止一处,“计震旦国(震旦是古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有十九处”。

传说的魅力,或许并不在于一一考证它与现实有多少出入,而在于它对于后来的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提供了怎样的灵感来源。在阿育王谢世五百多年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一位叫慧达的僧人在梦中得到启示,遍寻阿育王所安之塔,终于在宁波鄞州寻得,慧达结庐守护,嗣后庙宇规模逐渐扩大,至梁普通三年(522年),笃信佛教的梁武帝赐名为“阿育王寺”。

宁波鄞州阿育王寺历经千年风雨存留至今,成为中国唯一一座以阿育王命名的寺庙。阿育王寺初创的六朝时期,正是源于印度的佛教开始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时期。

与宁波相距两千三百多公里之遥的甘肃武威,也有一座寺名不同寻常的寺庙——鸠摩罗什寺。鸠摩罗什是一位出生自西域龟兹的僧人,那时的龟兹是佛教的重镇。在他的故乡如今的库车保存下来的克孜尔石窟,是比敦煌石窟开凿时间还要早的佛教石窟,当我们站在石窟中的壁画前,一种蓝色炫人眼目、摄人心魄,这便是“群青蓝”,制造这种蓝色的青金石产自阿富汗的大山中,它的价格堪比黄金,虽然昂贵又不易得,但它得到了超越国界的艺术家的争相追求,因为对于美,不同文明之间有着共同的信仰。鸠摩罗什曾去天竺(当时中国人对印度的称呼)求学,但他毕生的伟业是在中国完成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大将吕光攻破龟兹,将鸠摩罗什挟持至武威,为了安顿这位佛学大师的身心,吕光下令建寺,这便是鸠摩罗什寺的由来。鸠摩罗什本不通汉语,在驻锡武威的十七年间,语言天赋极佳的鸠摩罗什学习了汉语,嗣后他前往长安,主持译场翻译佛经,他所译的部分经典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最佳的译本。

故事仍旧回到阿育王寺。唐朝天宝三载(744年)春,一位刚从海难中逃脱的僧人携弟子住进了阿育王寺。这位僧人便是来自扬州大明寺的鉴真,自从接受了日本留学僧东渡的邀请后,这已经是第三次东渡失败了。

中华文明发展到唐朝可谓辉煌灿烂,其典章制度、经济科技、宗教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日本接连不断派出遣唐使,既与唐朝从事贸易,也学习唐朝的文化。当时日本深感“僧尼虽多,未传戒律”,希望能从唐朝礼请一位律宗高僧东渡传法。

鉴真从接受邀请的那一刻起,就应该知道此行的艰难了吧。大海是无情的,然而要利乐有情众生,又只能经由大海。鉴真在第三次东渡失败后,还将经历两次失败,直至第六次方才成功,那时已是天宝十二载(753年)的年末,鉴真已是六十六岁双目失明的老人了。

以写作中国历史小说而闻名中日两国的日本作家井上靖著有《天平之甍》,此书即写鉴真东渡之壮举。“甍”是脊梁的意思,有道是“碧瓦飞甍”,“天平之甍”是对鉴真的礼赞,称其为天平时代文化的脊梁,是名副其实的。

王阳明的一位忘年交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宁波自宋代以来便是中国对日本与朝鲜半岛进行友好交往的重镇。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一位八旬高龄的日本使者从宁波登陆,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这位名叫了庵桂悟的使者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一位禅僧,又是一位研习过儒家经典的汉学家,了庵桂悟所在的时代,禅僧研究儒学是主流。了庵桂悟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大概连他本人也未曾预料到,他将在宁波与心学大师王阳明相会,留下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

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了庵桂悟从宁波启程回国,王阳明前来送行,并撰序相赠。这一年王阳明四十二岁,他平定“宸濠之乱”等为后人称道的事功虽然在此之后,但经过“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已着手构建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另一种理论体系。王阳明在赠序中对年长自己四十多岁的了庵桂悟称赞有加,了庵桂悟“来得名山水而游,贤士大夫而从,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淫哇之声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净,偶不期离而自异,尘不待浣而绝矣”。王阳明曾与之辩“空”,两人一为儒者一为禅僧,但贵在双方都对彼此的学问有精深的研究,故而没有沦落到自说自话的境地,反而能升华到更具包容性也更通透的层次。

因为有这一段交集,了庵桂悟日后被尊为日本阳明学的鼻祖,而真正在日本传承阳明学的,则始于了庵桂悟一百年后的中江藤树。中江藤树所处的江户时代,源于中国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先后传播到日本,朱子学更是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日本著名思想史家岛田虔次曾有这样的论断,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诚哉斯言,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不仅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与中国陆上接壤的朝鲜半岛的影响更为深刻。

朱子学在高丽王朝末期传入朝鲜,嗣后李朝取代高丽王朝,李朝兴于十四世纪,终于二十世纪,五百多年中,朱子学被尊为正统思想,不仅是儒者钻研与实践的学问,亦走出书斋,影响了普通人的心性。自然,李朝对于朱子学的接受并非照搬照抄,而是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名儒,其中十六世纪的李退溪,乃李朝朱子学的集大成者,被尊称为“海东朱子”,其思想又传至中国与日本。思想的交流往往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辩论、李退溪的思想的形成与传播,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李朝对朱子学的推崇,亦影响到艺术领域。武夷山是朱熹融合儒释道三家学问创造出自己的学问体系的地方,朱熹极爱这片山水,而这片山水的精华在九曲溪。朱熹尝于宋朝淳熙十年(1183年)在九曲溪之第五曲建立精舍,讲学授徒,著书立说,第二年朱熹“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朱熹逆流而上,将九曲美景一一写入诗中。李朝士人尊崇朱熹,也及于朱熹问学游心的武夷山水,描绘武夷山水的长卷开始在李朝兴起。其实,能够亲访武夷山水的李朝士人少之又少,既然远隔千山万水,不如在画中欣赏一番吧,就是这样,李朝士人完成了自己的朝圣之旅。

撒马尔罕壁画中的武则天

从朝鲜半岛前往武夷山实在不易,而前往北京则要容易得多。元代既是朱子学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代,也是大批高丽商人前往中国贸易的时代。1998年在韩国一位私人藏书家的藏书中发现了原本《老乞大》,这是高丽商人前往中国贸易前学习汉语的会话课本,反映了元朝受到蒙古语影响的北方方言的面貌,既然原本《老乞大》的受众主要是高丽商人,书中自然少不了介绍贸易知识。

十四世纪,从高丽王朝都城开城到元大都的陆上贸易路线已相当成熟,《老乞大》的主人公是一位自称李舍的商人,他与伴当们就是通过陆路到达大都,沿途住在客店中,虽然条件相当简陋,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的高丽马能得到照料。他们还带来了广受欢迎的高丽参和高丽布,这三种货物在大都市场上都卖出了好价钱,与成本相比,利润实在相当丰厚。高丽商人前往大都贸易,得到了官牙,也就是官方认可的经纪人的帮助,无论是寻找买家、议定交易价格、签订交易契约,还是判别买家支付纸币的好坏,都需要倚重官牙的知识与人脉,当然官牙并非无偿提供服务,高丽商人需要按成交价格支付一定比例的牙钱。

高丽商人在返程前,从大都市场上采购了许多货物,包括布匹、化妆品、刀具、玩具、衡器等,大多是价格不高但采购数量很大的日用品,他们有时也采购一些奢侈品,如“云南毡海青帽儿”“云南猠皮靴”。除此之外,他们也会采购一些书籍,如“四书”指明要“晦庵(朱熹的号)集注”的本子,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的文集,《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历史作品,也在高丽受到欢迎。元亡明兴后,中国北方的方言又发生了改变,纸币交易易为白银交易,原本《老乞大》经过改编后,仍旧是朝鲜商人重要的汉语课本。

高丽商人从东向西来到中国贸易,而中亚商人则从西向东而来。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中亚商人中,若论最为知名者当推粟特人。粟特人的故乡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与布哈拉这两座闻名遐迩的城市,曾是粟特人的主要聚居地。粟特人在从三世纪至十世纪的漫长时间中,结成规模达百人乃至数百人的商队,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贸易,涌向长安的西市中,更有甚者,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这样远离长安的地方找到了商业机会。唐代已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定居在长安城中,他们有自己的社区,并与中国人通婚,在中国终老。

粟特人将丝绸等中国名产销往丝路沿线的其他国家与地区,也将香料、胡旋舞等带入了中国。向来热衷搜集奇闻轶事的唐人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写道“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昧履支”,摩伽陁国在印度,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而来的胡椒自然价格高昂,非普通民众能够享有,故唐代贪官元载被查出家藏“胡椒八百斛”,足令明代清官于谦批评其“千载遗腥臊”。到元代马可·波罗访问中国时,他在泉州港见到由海路进口而来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各地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到它的百分之一吧”。胡椒的大量进口以及运输成本的降低,让普通民众也能享用这种异域调料,如此才有了流行于北方的胡辣汤。

文明的交流是双向的,粟特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人也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了撒马尔罕。1965年在撒马尔罕古城阿弗拉西阿卜遗址出土的大使厅壁画,描绘了在盛唐时代前来此地的各国大使和当地的宫廷生活,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认为大使厅北墙的壁画描绘的是武则天端午节乘龙舟与唐高宗上林苑猎豹的场景,武则天手上拿着粽子正向水中抛去,不知粟特画师是否能理解这一举动的含义是什么,如此中国的节俗场景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撒马尔罕令我们大感吃惊,但这就是当时文明交流的证明。

或许更好的证明是,大使厅壁画东墙描绘的是印度的场景,西墙描绘的是突厥,南墙描绘的是波斯,当时丝绸之路沿线的四大帝国相聚在撒马尔罕的大使厅中。虽然彼此语言不同风俗各异,但在贸易上互通有无,以友好和平的态度推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是我们和谐美好的亚细亚的历史,也照亮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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